某为儿时，常戏先生长老间，窃闻庆历中有古贤人曰范文正公，实乃心国家，得孟轲勇于义之道，盖三仕三逐，其节益高，终致大用，显名诸侯。缙绅士大夫借重引誉，想望风烈，以忠义自奋，迨嘉祐、治平间，以数十辈。是时文正公没已数十年，某儿戏未喻也。其后稍长，知读书，思昔日之言，而不及见其人，乃退而求其文，伏而读之，以考其终始大略。盖尝与晏丞相书，论天子率百官上寿东宫事非是，非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，且长外族强炽之渐，晏初不平之。是文正公为小官时，已有此志。且夫上寿，小事也，为天子礼，良不为过，且于国政似未有大利害，而必力争之，盖忠臣义士忧国爱君，深谋远虑，防微杜渐，信非鄙夫所能及此。故三仕三逐，终致大用，天下高之。自文正公后，正直之操，或起或仆，迨今五六十年，学者汩于势利，委靡偷惰，渐成党同伐异之风，如是者又将二十年。前年，阁下自近侍擢长柏台，乘士气彫敝之馀，朝野久不闻直声。一朝引义指摘开封尹、内侍之过，天子慨然感动，待以国士。阁下以道义自富，韬光晦迹，不求声名，迈往之气，老而后发，故少为流俗所知。一朝倡义，天下之聚而议者，所在成市。某辄从傍解之曰：「公固未易测也。意者先以忠信结上，将信而言，言而出，出而复用，而后以进退决之乎」？其后果数月而言，又数月而出，出数月而召。于是向之议者，皆释然曰：「公，庆历、嘉祐时人也」。某则又曰：「前日之言而出也，其责轻；今日之召而来也，其责重」。是何也？前日之言未甚行而出，其出也，阁下全一身之节，高举远引，而不与国是矣，虽不言，人谁吾责者？今日之召而来也，是天子以其言忠，是行也，不独用之，又将穷究其底蕴而后已，而天下亦以公之此来也，必能建功立业，兴利除害，援君子而排匪人，外爵禄而恶富贵，以社稷安危为任，以实前言。少有不副焉，则人人得以议其后，故其责也重。何者？去年夏秋之交，中外之士召者十辈。诏下之日，人有先到，欲留之人或逡巡不肯去，独阁下恳辞再三，自秋迄冬，阅时而后来。阁下要先洁其去就，不枉尺直寻，欲有以深藏而重发之者，是爵禄富贵不足以留阁下，而胸中之所成就者甚大，而不轻出之也。自拜命以来未两月，忠言嘉谟，启迪左右，所以卫社稷，安宗庙，排奸慝，辨忠良，某不得而知。然观今日倚任之寄，与中外属望之重，阁下君臣之间，必能心期嘿喻，而天下之势继自今，可以逆知其将如何矣。凡前代安危治乱之机，与当今扶危救弊之急务，阁下固已了然见于未萌，虽有高世绝俗之虑，无出于阁下所料明矣。然而君子小人势不两立，非不可两立，而不可两用。众君子虽用，而一小人存，犹足以胜众君子；一小人既进，虽竭众君子之力不能胜。西汉之衰也，其势在外戚，外戚不能独立也，寔吾儒有以助之；东汉之衰也，其势在内侍，禁锢之祸初不至是也，寔吾党之士有以致之。贡禹、稚圭身为儒臣，不能正言以杜其渐。其后京兆尹言之，王氏几败，而谷永、杜钦之徒反为凤计策，既诋章罪，王氏势益牢。其祸始于贡禹、稚圭，成于谷永、杜钦，至安昌侯而人主拱手矣。东汉之际，匹夫抗愤，义士激昂，以陈蕃、李固之忠正而辅李膺、范滂果敢奋厉之气，静而图之，岂无可乘之隙？张奂老于兵间，不能预备，反为人用。某谓西汉有可救之理而无其人，东京有敢为之人而非其术。然则众建君子以破小人之谋，而又审所以御之之术者，君子之道也。以《易》考之，君子之于小人，在《否》则包承之，在《夬》则刚决之。《否》之「初六」曰：「拔茅茹，以其汇，贞，吉亨」。「六二」曰：「包承小人，吉；大人，否亨」。阁下顷年倾侧群枉之间，以正引类，小人初不之觉，诚得「包承」之道。今去否而处夬之时，然夬者，五阳而决一阴。今也君子未众，谓之否则不可，谓之夬亦不可，阁下独以台中一二君子决天下之小人，其势不绝如线，窃为阁下危之。且自元丰以来，人物大槩五变，未尝有人出一言而正名，曰某君子儒，某小人儒。而彼所谓君子小人者，皆邪人所指名以自为计，非天下之公议也。岂其识不明欤？抑君子小人之势既分，而己遂无容乎？所谓君子者，岂亦随时而变欤？方今圣德日新，阁下以道徇身，处弹击之地，稽之二汉，万无此理。然而君子求于国，必能明烛万全之理。譬如良医之治病，当于安乐强健之时，而逆知其所受病之由。今君子之道似胜矣，察其实而未之见焉，何以善其后？以至搜求奖拔之际，未甚明辨，何也？且所谓真君子者，果安在哉？某，落魄贱士，窃闻伯夷之风，念天下之太平，庶人商旅尚得谤于道而议于市，而况正途方辟，言路方开。阁下为天下之唱，鼓直气于偷惰委靡之后，人人莫不欲罄所有以承休德。退而思之，厥今天下，非阁下谁与归者！是以不避浮浅之议而试一鸣焉。且以圣明天子乐善不倦之美。伏惟阁下蕴西汉经术之富，而抗之以鲠亮；负东京名节之高，而济之以权衡。持之既久，而发之也迟，则破天下之党论，而速用其真所谓君子者。辨君子小人疑似未分之势，而正其始，而勿更以小人杂之，诚莫急于今日也。昔文正公之出也，门生皆去，而王质独送，或人怪之，质曰：「使范公它日作宰相，以直道忤时而出，质当送之海上」。质于文正公无一日之旧识也，诚有所感激耳，亦以坚文正公之心。今阁下难进易退，已有文正公之风，其将自此大用，用而不肯少屈，以始终文正公之大略，则某虽不才，愿附于质之义。伏惟加察，幸甚。

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，曰：「令群臣议天子所服，以安治天下」。相国臣何，御史大夫臣昌，谨与将军臣陵、太子太傅臣通等议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，当法天地之数，中得人和。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，下及兆民，能法天地、顺四时，以治国家，身亡祸殃，年寿永究，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。臣请法之。中谒者赵尧举春，李舜举夏、儿汤举秋，贡禹举冬（师古曰：高帝时自有一贡禹也。」四人各职一时。大谒者襄章奏。制曰「可」。）。

恭审晋昼升贤，坤维辍帅。西陲震叠，尽知葛亮之规模；北使交修，屡问莱公之踪迹。上心简在，下诏予环。恭惟某官行方而智圆，体胖而心广。源流浚派，孔孟后复得其传；《韶》《濩》正音，屈宋来无复此作。萃人杰地灵之美，际君明臣良之朝。名题千佛之中，颖脱群儒之外。时难宰邑，割鸡独至于更刀；望重入台，避马肯同于立仗。秉节饱谙于民事，予环深结于主知。曾表著之几何，已丝纶之沓至。智创巧述，大匠得人；纲举目疏，都堂有掾。方抟扶九万，展图南之志；而诵《诗》三百，称专对之才。好交南北之欢，力正古今之义。夷音不奏，竟成夹谷之勋；赵璧复还，益信相如之勇。伐彼可汗之口，张吾中国之军。激百世之懦风，结两宫之隆眷。谓忠信可行蛮貊，宜在从班；如道德以为藩篱，暂劳制阃。惠鱼凫之旧壤，辍鹓鹭之周行。《诗》《书》成元帅之谋，岳牧显词人之任。汉益州刺史，多形容宣布之言；唐草堂主人，尽收拾风骚之句。仁勇设犍牂之险，威光干参井之明。坐令玉垒之区，隐若金城之重。当天子继舜禹之轨，欲致太平；顾近臣有稷契之忠，久淹外服。与其增次对之宠，以重其任；孰若出少府之节，以遄其归？有命自天，厥声载路。巫山峻极，问去天尺五之程；滟滪倒流，奋击水三千之势。矧端揆百僚之长，与文昌八座之司。自蜀召来，为今大用。其则不远，成故事于昕朝；方何为期，必初筵于嗣岁。某职拘犴狱，心跃龙门。拟弹贡禹之冠，辄效于公之牍。气回嶰竹，想风云感会之期；兴动官梅，卜鼎鼐燮调之兆。

臣禹年老贫穷，家訾不满万钱，妻子糠豆不赡，裋褐不完。有田百三十亩，陛下过意徵臣，臣卖田百亩，以供车马。至，拜为谏大夫，秩八百石，奉钱月九千二百。廪食太官，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，德厚甚深。疾病，侍医临治，赖陛下神灵，不死而活。又拜为光禄大夫，秩二千石，奉钱月万二千。禄赐愈多，家日以益富，身日以益尊，诚非草茅愚臣所当蒙也。伏自念终亡以报厚恩，日夜惭愧而已。臣禹犬马之齿八十一，血气衰竭，耳目不聪明，非复能有补益，所谓素餐尸禄污朝之臣也。自痛去家三千里，凡有一子，年十二，非有在家为臣具棺椁者也。诚恐一旦蹎仆气竭，不复自还，污席荐于宫室，骸骨弃捐，孤魂不归。不胜私愿，愿乞骸骨，及身生归乡里，死亡所恨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）。

古民亡赋算口钱，起武帝征伐四夷，重赋于民，民产子三岁，则出口钱，故民重困，至于生子辄杀，甚可悲痛。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，年二十乃算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）。

古者不以金钱为币，专意于农，故一夫不耕，必有受其饥者。今汉家铸钱，及诸铁官，皆置吏卒徒，攻山取铜铁，一岁功十万人已上，中农食七人，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。凿地数百丈，销阴气之精，地臧空虚，不能含气出云，斩伐林木，亡有时禁，水旱之灾，未必不繇此也。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馀年，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，富人积钱满室，犹亡厌足。民心动摇，商贾求利，东西南北，各用智巧，好衣美食，岁有十二之利，而不出租税。农夫父子暴露中野，不避寒暑，捽草杷土，手足胼胝，已奉谷租，又出稿税，乡部私求，不可胜供。故民弃本逐末，耕者不能半，贫民虽赐之田，犹贱卖以贾，穷则起为盗贼。何者？末利深而惑于钱也。是以奸邪不可禁，其原皆起于钱也。疾其末者绝其本，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，亡复以为币。市井勿得贩卖，除其租铢之律，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，使百姓壹归于农，复古道便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，又略见《食货志》。）。

诸离宫及长乐宫卫，可减其大半，以宽繇役。又诸官奴婢十万馀人，戏游亡事，税良民以给之，岁费五六钜万，宜免为庶人，禀食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）。

令代关东戍卒，乘北边亭塞候望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）。

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，家亡得私贩卖，与民争利。犯者辄免官削爵，不得仕宦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）。

孝文皇帝时，贵廉洁，贱贪污，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，皆禁锢不得为吏，赏善罚恶，不阿亲戚，罪白者伏其诛，疑者以与民，亡赎罪之法，故令行禁止，海内大化，天下断狱四百，与刑错亡异。武帝始临天下，尊贤用士，辟地广境数千里，自见功大威行，遂从耆欲，用度不足，乃行壹切之变，使犯法者赎罪，入谷者补吏，是以天下奢侈，官乱民贫，盗贼并起，亡命者众。郡国恐伏其诛，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，以为右职；奸轨不胜，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，以苛暴威服下者，使居大位。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，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，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。故俗皆曰：「何以孝弟为？财多而光荣。何以礼义为？史书而仕宦。何以谨慎为？勇猛而临官」。故黥劓而髡钳者，犹复攘臂为政于世，行虽犬彘，家富势足，目指气使，是为贤耳。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，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，兄劝其弟，父勉其子，俗之坏败，乃至于是！察其所以然者，皆以犯法得赎罪，求士不得真贤，相守崇财利，诛不行之所致也。

今欲兴至治，致太平，宜除赎罪之法。相守选举不以实，及有臧者，辄行其诛，亡但免官，则争尽力为善，贵孝弟，贱贾人，进真贤，举实廉，而天下治矣。孔子，匹夫之人耳，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，四海之内，天下之君，微孔子之言，亡所折中。况乎以汉地之广，陛下之德，处南面之尊，秉万乘之权，因天地之助，其于变世易俗，调和阴阳，陶冶万物，化正天下，易于决流抑队。自成康以来，几且千岁，欲为治者甚众，然而太平不复兴者，何也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，奢侈行而仁义废也。

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，醇法太宗之治，正己以先下，选贤以自辅，开进忠正，致诛奸臣，远放谄佞，放出园陵之女，罢倡乐，绝郑声，去甲乙之帐，退伪薄之物，修节俭之化，驱天下之民皆归于农，如此不解，则三王可侔，五帝可及。唯陛下留意省察，天下幸甚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，又见《艺文类聚》五十四。）。

《春秋》之义，「许夷狄者，不壹而足」。今郅支单于乡化未醇，所在绝远，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（《汉书·陈汤传》：初元四年，郅支遣使奉献，因求侍子，愿为内附。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，御史大夫贡禹、博士以为。）。

臣相幸得备员，奉职不修，不能宣广教化。阴阳未和，灾害未息，咎在臣等。臣闻《易》曰：「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四时不忒；圣王以顺动，故刑罚清而民服」。天地变化，必繇阴阳，阴阳之分，以日为纪。日冬夏至，则八风之序立，万物之性成，各有常职，不得相干。东方之神太昊，乘《震》执规司春，南方之神炎帝，乘《离》执衡司夏；西方之神少昊，乘《兑》执矩司秋；北方之神颛顼，乘《坎》执权司冬；中央之神黄帝，乘《坤》《艮》执绳司下土。兹五帝所司，各有时也。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，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。春兴《兑》治则饥，秋兴《震》治则华，冬兴《离》治则泄，夏兴《坎》治则雹。明王谨于尊天，慎于养人，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，节授民事。君动静以道，奉顺阴阳，则日月光明，风雨时节，寒暑调和。三者得叙，则灾害不生，五谷熟，丝麻遂，草木茂，鸟兽蕃，民不夭疾，衣食有馀。若是，则君尊民说，上下亡怨，政教不违，礼让可兴。夫风雨不时，则伤农桑；农桑伤，则民饥寒；饥寒在身，则亡廉耻，寇贼奸宄所繇生也。臣愚以为阴阳者，王事之本，群生之命，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。天子之义，必纯取法天地，而观于先圣。高皇帝所述书《天子所服第八》曰：「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，曰：『令群臣议天子所服，以安治天下』。相国臣何、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、太子太傅臣通等议：『春夏秋冬天子所服，当法天地之数，中得人和。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，下及兆民，能法天地，顺四时，以治国家，身亡祸殃，年寿永究，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。臣请法之。中谒者赵尧举春，李舜举夏，儿汤举秋，贡禹举冬，四人各职一时』。大谒者襄章奏，制曰：『可』」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，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，祠死事者，颇非时节。御史大夫晁错时为太子家令，奏言其状。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，然而灾气未息，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。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，各主一时，时至明言所职，以和阴阳，天下幸甚（《汉书·魏相传》：又数表采《易》阴阳及《明堂月令》奏之。）！

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，今既养全其子十年，德泽甚厚，空绝而不送，近从塞还，示弃捐据改不畜，使无乡从之心。弃前恩，立后怨，不便。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，知勇俱困，以致耻辱，即豫为臣忧。臣幸得建强汉之节，承明圣之诏，宣谕厚恩，不宜敢桀。若怀禽兽，加无道于臣，则单于长婴大罪，必遁逃远舍，不敢近边。没一使以安百姓，国之计，臣之愿也。愿送至庭（《汉书·陈汤传》：初元四年，郅支遣使奉献，因求侍子，愿为内附。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，贡禹、匡衡以为宜送至塞而还，吉上书言。）。